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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治評論】從兩判死緩到無罪:刑事冤案為何一再發生──盧榮新冤案的偵查學剖析

2019年06月22日10:35        法幫網      免費法律咨詢     我要評論

核心提示:在偵查人員看來,有被害人案件的背后必然有一個或多個犯罪嫌疑人。應當說,這種想法是好的,

 

但是……

  一、想法好不代表結果也好

  在偵查人員看來,有被害人案件的背后必然有一個或多個犯罪嫌疑人。應當說,這種想法是好的,偵查思路也沒有問題,但是,好的想法并一定能帶來好的結果。

  2012年9月10日,盧榮新所在的鄰村發生了一起命案,28歲的鄧麗被人殺害。隨后,盧榮新被警方認定為兇手。

  在偵查人員看來,當排除鄧麗自殺的可能性后,一定會有一個或多個犯罪嫌疑人。要查明犯罪嫌疑人,必須將哪些最可能具有作案嫌疑的當事人篩選出來。那么,誰最有可能作案呢?由于此案是強奸后殺人,按照普通偵查人員的邏輯,犯罪嫌疑應當是男性,好色,性欲旺盛,那么,犯罪嫌疑應當是年輕力壯,未婚或喪偶或無性伴侶的人。凡是生活在犯罪現場附近的男性都是警方的懷疑對象,其中,包括被害人的丈夫。由于被害人丈夫是案發后第一個發現被害人尸體的人,也是警方的懷疑對象。只是經過調查,警方確認被害人夫妻關系良好,被害人丈夫品行端莊,才被排除其作案嫌疑。

  根據現場勘驗及調查走訪的情況,警方認為犯罪嫌疑人就生活在被害人的周邊,應當是被害人熟悉的鄉鄰。按照此方向偵查,盧榮新很快被納入警方的視線。警方懷疑盧榮新作案的理由有:一是,盧榮新多年前與妻子離婚,性欲得不到滿足;二是,盧榮新身上有多處出血點,盧榮新無法解釋清楚;三是,技術人員從現場的兇器上提取到盧榮新的DNA,偵查人員認為找到了鐵證,剩下就是如何讓盧榮新承認自己有罪的問題。

  二、DNA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

  近期,一些有影響的冤假錯案都是依靠DNA平反的,從而導致一些偵查人員對DNA證據產生過度依賴的心理。在一些偵查人員看來,DNA是科學證據,是認定犯罪的鐵證,只要在案件中發現犯罪嫌疑人的DNA,就可以直接認定犯罪。實際上,DNA證據既是鐵證,又是飄移的,脆弱的證據,關鍵是看DNA證據是在何處提取的,以及提取的方法是否科學,承載DNA的載體是固定,不可移動的,還是可移動的,飄浮的。

  幾年前,南京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:犯罪嫌疑人將一名年輕漂亮的女子奸殺后,將尸體拋棄在被害人生前居住的樓梯走道上。偵查人員在被害人的乳房上提取到可疑的DNA,在許多人看來,被害人乳房上的DNA一定是犯罪嫌疑人遺留的。只要查明DNA的所有人,就能夠查明真兇。通過技術手段,偵查人員很快查明了DNA的主人是張三,但是,張三卻不是真兇。那么,張三的DNA為何會出現在被害人的乳房上?原來,犯罪嫌疑人殺人后,在樓梯上拖拉被害人的尸體,而張三是此樓梯的住戶。由于經常上下樓梯,張三的DNA,諸如,唾液,皮膚分泌物不經意間遺留在樓梯上,當犯罪嫌疑人在樓梯上拖拉被害人的尸體時,張三的DNA就被轉移到被害人的乳房上。

  德國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奇案:一名小區門衛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他人拋棄的避孕套,以備作案后栽贓之用。一旦強奸殺人,小區門衛就將平時收集的避孕套中的精液傾倒在被害人身上。如果警方按照DNA去排查犯罪嫌疑人,勢必冤枉好人。

  按照盧榮新的說法,案發后,盧榮新在現場看熱鬧。沒想到的是,盧榮新的DNA不知怎么就出現在現場的鋤頭上。試想,如果盧榮新沒有好奇心,沒有到現場看熱鬧,他的DNA就可能不會出現在現場的鋤頭上。看來,熱鬧有風險,前往需謹慎。當然,如果警方能夠按照公安機關執法化的要求,嚴格地保護命案現場,不讓無關的人員接近現場,盧榮新的DNA應當不會出現在現場的鋤頭上。當然,現場的鋤頭究竟是何人所有?警方并未查清,不排除現場的鋤頭就是盧榮新家的,被害人借用后,犯罪嫌疑人再用鋤頭作案。

  三、奔跑在路上的“不強迫自證其罪”

  按照法律規定,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。但是,法律清晰明白的規定,在司法實踐中卻很難落地。原因很簡單,在刑事偵查中,偵查人員首先看到的是犯罪結果:被害人死亡的事實,偵查人員的頭腦中已經形成有犯罪的理念,有罪推定已經在偵查人員的頭腦中生根發芽,偵查人員必須在劃定的偵查范圍內找出一個犯罪嫌疑人。

  一旦發現重點嫌疑人,警方就會將偵查的重點放在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。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,沒有任何的話語權,相反,只能按照警方的要求老實地交代自己的問題,才能獲得從輕處理的可能性。在部分偵查人員看來,如果已經收集到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,犯罪嫌疑人只有認罪服法,才是真正的悔罪表現。犯罪嫌疑人的一些合理辯解,在一些偵查人員看來也不老實的表現。

  在本案的偵查中,偵查人員發現盧榮新的臉上、身上有多達28處傷痕和皮下出血點,盧榮新說不清身上的傷痕來源。據此,偵查人員合理懷疑盧榮新身上的傷痕是其作案時留下的,從而對其展開重點調查。當技術人員從鄧麗干活用的鋤頭上提取到盧榮新的DNA,而兇手正是用它掩埋尸體的,更加強化了偵查人員的心理認知。在偵查人員看來,盧榮新就是兇手,否則,他的DNA如何會出現在兇器上呢?如果盧榮新說不清楚DNA為何會出現在鋤頭上,那么,盧榮新就是兇手。

  四、忽略有利于嫌疑人的證據是冤案的源頭

  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,偵查人員不僅要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,還要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。但是,基于偵查人員的角色定位----破案,查獲犯罪嫌疑人,一些偵查人員往往帶著有色眼鏡看人,不愿收集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。那怕,當事人及其家人主動提供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,一些偵查人員也不愿意去查證、核實,甚至一些偵查人員為實現辦案的目的,可能會刻意隱瞞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,或者無意識地忽略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。

  本案中,一些有利于盧榮新的證據被偵查人員有意無意地忽略。一般來說,任何犯罪都離不開現場,只要當事人有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,就應當排除其作案嫌疑。由于盧榮新不是真兇,盧榮新及親友提供了盧榮新不在現場的關鍵證據,只要偵查人員認真復核,冤案是可以避免的。但是,受到有罪推定思維的影響及偵查利益的驅動,偵查人員對盧榮新及其親友的合理辯解不予理會,更不去查證當事人提供的有利線索,而且還通過不正當的手段逼迫盧榮新自認有罪。

  應當說,盧榮新冤案本不應發生,只是偵查人員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有利于嫌疑人的證據,才最終釀成冤案。

  五、缺少奉獻精神將無法為被害人安魂

  刑事技術檢驗工作不僅枯燥,而且有害身體健康。如果缺少奉獻精神,刑事技術檢驗人員不僅難以為被害人安魂,更難以為無辜者洗冤。

  盧榮新案件的逆轉首先得益于在被害人尸體上提取到一根毛發,經鑒定不是盧榮新的。但是,僅有此證據還不足以推翻原有的判決。經云南省檢察機關的努力,盧榮新案件獲得云南省公安廳的重視。云南省公安廳對鄧麗遇害案件中的檢材重新鑒定,從中發現了第三人,也就是本案的真兇洪樹華。問題是,檢材是基層技術人員提取的,基層技術人員已經對其檢驗過,為何基層技術人員沒有從中檢驗出真兇?為何同樣的檢材由不同人員檢驗,結果就會不同?其中,固然有基層公安機關儀器設備投入不足等客觀方面的原因,更重要的恐怕還是不同技術人員的責任心與能力上存在重大差異。優秀的技術人員在檢驗中會窮盡一切可能,反復實驗,不負責任的技術人員可能在實驗中走馬觀花。由于工作態度的不同,同樣的檢材得出不同的結論也就不難理解了!

  六是,刑訊逼供是一切冤假錯案的根源

  有罪推定在一些辦案人員的思維中根深蒂固,刑訊逼供在中國更是有深厚的群眾基礎:據網友爆料,成都有一位大媽,在家里抓到了老鼠后,將老鼠綁在了水杯上當犯人審問。視頻中可以聽到大媽“逼問”老鼠:偷吃我香蕉、喊你媽來賠沙發、還有沒有同伙?對此,有網友表示心疼老。?

  當一起刑事案件發生后,在一些偵查人員眼中,除了自己是好人,其他人看起來都像是犯罪嫌疑人,這其中或許有歷史文化上的負面影響。“文革”期間的專案組曾經總結出一套辦案經驗:“辦案要立足于有,著眼于是,后半夜里出成果,棍棒底下出材料,一人供聽,二人供信,三人供定。”按照文革時期專案組的觀點,案件都是辦出來的,辦案的法寶有二:一是刑訊逼供,二是,有罪推定。文革專案組的流毒在一些偵查人員中仍然有巨大的市場,一些偵查人員認為“刑訊逼供就像臭豆腐,聞起來臭,吃起來香”。

  應當說,刑訊逼供確實能夠破案,而且依靠刑訊逼供偵破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正確的,但是,唯獨有一個理由說不通,不能將無罪的人打成有罪的人。警察不是神仙,他無法保證每一次的刑訊逼供都是正確的。基于不冤枉好人,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拒絕刑訊逼供,拒絕執法不規范的行為。

  在盧榮新冤案中,盧榮新在公安機關做過8次供述,唯一一次有罪供述是第7次。但這次的錄像只有圖像,沒有聲音。據此,不能排除存在刑訊逼供的可能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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